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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深層是文化問題

  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它把自然作為抒寫對象,主張人與自然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生態文學除了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怎樣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便是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里什文、屠格涅夫的作品不能算是生態文學,只能說是描繪自然的文學。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還是處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過是背景。有人問起普里什文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謂幸福,就是一槍準確地射中一只飛鳥。”盡管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對麥子、灌木叢、白樺樹、扁角鹿、松鴉、黑熊的描繪是細致入微的,但其主題仍然是批判農奴制,而非為俄羅斯的自然請命。不過,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同其他國家一樣,19世紀的俄羅斯尚未暴露出嚴重的生態問題。何況在他們的狩獵故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殘酷和血淋淋的場面,而是對自然和野生動物的摯愛與親情。

  同上述二者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作家,他對狩獵行為疾惡如仇。他的作品《與狼共舞》《被捕殺的困鯨》《鹿之民》《屠海》等充滿強烈的生態意識。他以一己之力,幾乎是獨臂扭轉了狼在公眾面前的形象,使其從令人恐懼的惡魔變成了荒漠上的浪漫象征。

  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的主張,即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并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生態文學已經對人的言論、行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莫厄特的作品對我的生態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今,我的床頭還擺放著他的《被捕殺的困鯨》。這本書時刻提醒著我,什么是生態文學作家的使命和責任。我的生態文學創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第一篇報告文學《秦嶺大熊貓》發表在浩然擔任主編的《北京文學》上,寫的是大熊貓專家潘文石和呂植在秦嶺深處研究大熊貓的故事。由于伐木的油鋸轟鳴聲不絕于耳,使得大熊貓棲息地整日不得安寧,竹子及其他植物資源遭到了嚴重破壞。潘文石和呂植奔走呼號,甚至驚動了中南海。在輿論壓力下,當時以采伐木材為主的長青林業局被迫停產。后來,我又創作了《遙遠的虎嘯》,也是發表在《北京文學》上。這篇作品記述了民間尋虎人吳德崇經歷種種曲折和磨難尋找華南虎的過程。同時,也向社會發出了華南虎面臨危機的信號。回頭來看,自己那一時期的作品,生態吶喊和生態警醒的居多。

  進入21世紀,人類的行為開始變得理智起來。隨著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為代表的一批生態建設工程的實施,中國人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變化。亂砍濫伐和亂捕濫獵已經成為可恥的事情,沒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獵殺野生動物了。由于工作關系,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一些重大生態工程的建設過程,而作為一個生態文學作家,使命和責任要求我必須把這一切記錄下來。于是,便又相繼創作了報告文學《共和國:退耕還林》《告別伐木時代》《大興安嶺時間》等。

  近幾年,在創作《一種精神》《烏梁素海》《油茶時代》《薇甘菊》《粒粒飽滿》等作品的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于發展的巔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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